晋文公之世，晋联秦抗楚，夺得中原霸权。秦穆公知晋强盛而未可争，暂时追随晋国。但秦国争霸之心未灭，晋、秦利害冲突尚在。周襄王二十三年（前630），晋、秦联合出兵攻郑，秦穆公受郑大夫烛之武的离间，独自与郑结盟，并遣杞子、逢孙、杨孙三大夫留戍于郑，以为日后攻郑的内应，自己则率兵回国。晋文公为避免秦、晋关系破裂，隐忍不发，亦与郑言和而返晋。二十五年，郑文公、晋文公相继去世。秦穆公得杞子密报，不顾当时崇尚“礼不伐丧”的用兵道德观，决定乘晋、郑两国新丧之机，出兵越晋境袭取郑国，以插足中原腹心之地，进而图求霸业。主政大夫蹇叔认为，秦、郑相距千里之遥，劳师远征，郑必知而设备，袭郑既不能成功，又与晋国利益相冲突，晋决不会轻易放过秦军，袭郑之事不可行。穆公求霸心切，不听蹇叔之劝，于当年十二月派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率军袭郑。军出秦都东门，蹇叔哭送秦师，再次相谏：此行必经晋国控制的崤山地区，崤有二陵，山势险绝，谷深委曲。唯有隘道可通，晋军必定在此进行阻击，秦军势将有去无回。穆公利令智昏而拒谏，坚意袭郑，令军东行。
次年初春，秦军穿过崤山隘道，偷越晋国南境。途经成周（今河南洛阳）时，无视诸侯军过周天子门之礼，仅免胄而不卷甲束兵，且轻佻示勇，已见志骄气傲、军纪松懈。二月，进至滑邑（今偃师东南）境内，恰与赴周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相遇。弦高警觉机智，断定秦军必是袭郑，即伪充郑国使者，以郑君名义犒劳秦师，同时密派信使回国告急。郑君加紧防守，又托辞驱出杞子等。孟明视认为郑国已有防备，若孤军攻郑，势难取胜，乃停止前进。又虑师出无功，遂灭滑而还。
晋国君臣得知秦军回师，迅即商议对策。执政之卿先轸认为，秦是与晋争霸的潜在之敌，此次越晋境远征，实为天赐良机，力主出兵邀击。晋卿栾枝持和秦之论：未报秦对晋国之恩而出兵攻秦，将愧对刚去世的文公，实则担心因此而破坏晋文公奠定的联秦抗楚大局。先轸坚持抓住战机以除数世之患的主张，得晋襄公首肯。乃以“秦不哀吾丧，而伐吾同姓”（《左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）为由，发令出兵。晋襄公偕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，并联合居晋南部边境的姜戎设伏以待：晋军为主力，正面阻击秦军；姜戎断秦军退路，配合晋军攻击。
四月，秦军返至崤山地区。孟明视等虽知崤山地形险要，又有蹇叔事前告诫，却以晋正值新丧而轻敌麻痹，更因东出途中未遇任何抵抗而疏于戒备。十三日，孟明视率军进入崤山谷地。晋军及姜戎军突然封锁峡谷两头，并两面山上向谷地冲击，襄公身着黑色丧服督战。晋军将士深恨秦军欺晋新丧，个个奋勇攻杀。秦军陷于隘道，惊恐大乱，进退不能，抵抗无力，全部被歼，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将亦被俘。
此战，秦国未守壮大实力、待机东进、徐图中原之策，而昧于不可得之利，师出无名，寄成功于侥幸，致全军覆没，“匹马只轮无反”（《公羊传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）。晋国选择有利时机、有利地形，创造伏击歼敌的著名战例。战后，秦国因失秦、晋之好而更难直接东进，晋国则因秦、楚联合而处于两面作战境地。